第411章 经济问题(━)（2 / 3）
大城市工资高，其实也只是一个相对的高，在资源配给的时代,发达地区城市里的收入也只够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工人的支出主要在日常物质需求之上，这样一来,相当—部分货币等于从城市流向了农村。
国家一面发展工业、发展国防，这些都需要大量投入，而且这些投入一时间难以回本，造成了通货膨胀,一面又对消费进行强力抑制，以使得资金向国家需要的发展项目上来，这又让老百姓手里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
在过去的1961年，国家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银行开始加速印制货币，而这些货币投入市场以后，又造成了物价上涨。
城市里的工人因为配给买不到什么东西，农村里农民的产出也因为配给制，虽然—部分有了钱，但同样买不到东西。
城市里工人买自行车、缝纫机、只要被认定为‘必须品’或‘大宗商品’都需要票证,而且消费税很高，而农民里要买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多少希望，一个是国家没指标，二是即便有指标，要买还得开证明各种打通关系，这无疑阻碍了商品的流通。
于是，最大的问题出现了，国家无论是前期发行还是后期超发的货币都收不回来,简单点说就是钱到了老百姓手上后，老百姓拿着一踏钞票却没地方可以花，市面上的钱越积越多，但国库里的钱却越来越少，国家需要支出，于是就只能继续加印，继续发行货币。
1961年的国家财经会议上，陈芸就分析了原因，本年度内,老百姓在市面上卖出了相当于过去10亿元的物资,但是却换去了30亿元的钞票,这足以说明物价已经翻了两倍，陈芸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复杂，只需要国家掌握足够多的物资，保障城市供应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被解决，大量的钞票才不会流向农村。
不得不说,这个方法在现有理论上是成立的,不过在具体实施方法上,还是没有逃出‘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思维，至少从方叶的观点看，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抑制通胀的问题，但无法解决长期通胀问题。
—个非常简单的经济逻辑，现下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现有体制下，对于所有资源进行了过程的管控，这确实在宏观战略上保障了国家的建设，但是在经济循环上就陷入了矛盾，既要国家战略能完全实施达到目标，又要解决经济上的通胀问题，这根本不现实。
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一个办法，国家的经济做宏观层面的结构性调整，国家加大物质生产的同时，减少流通阻碍,市场就是市场,不要人为去限定城市或农村。
至少在方叶看来，凭什么城市里人拿着票就能买自行车，农村人就不许?同样是经济循环，采用‘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同安县就没有通胀的问题，而为什么没有出现?原因就是这里并不限制。
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愿意花钱,那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同安县的老百姓是富了，于是他们开始建房，这养活了一大批砖窑厂和制瓦厂及泥瓦匠、木匠、工人这种农村百业从业者，而这些从业者有了钱，同样建房买收音机、缝纫机、自行等。
至于那些厂子，他们有了钱，又开始投入大笔资金，增加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具，比如同安县的砖窑厂和制瓦厂，就有人开始投入机器生产,新型的制砖机一台就要好几千，加上工人工资、煤等材料的购买,现金流就打通了，这样搞即便国家建设导致通胀,那也是有计划或可控的。
然而现下的体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却不是这种政策,国家考虑的是发展不能停，但可以对重工业进行调整,减少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同时又要在另一些方面扩大产能，而为了节约开支，国家又要‘精兵简政’。
如何‘精兵简政’呢?国家要有计划的减少城市人口，国有企业要将一到两千万工人赶回农村，城市里也要赶一部分去农村(如知青下放等)，同时为了提高国家的货币回笼，甚至将四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放开到市场上去销售。
这就是一个十分矛盾‘既要又要’前后矛盾的应对方式，明明是分配体制造成的经济困境，最后却是用加大分配的方式来解决，这就好比一个病情加重之人，医生不是对症下药，而是用人参鸡汤来给他吊命。
人参鸡汤是大补，吃的确实有用，但也只能收到一时之效，真正解决的办法，还是宏观决策，市场调控，然而在现下的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体制就是最大的拦路虎，而这个体制涉及的就是分配的问题。
资源向城市倾斜，能不能解决城市里的供需问题?当然能。可是农村呢?广大农村要怎么办?农村里的老百姓就没有消费需求,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了吗?事实上，无论是之前的少其采用的政策，还是陈芸后来给出的有效应对政策，农民基本都没有被考虑在列。
农民在这场政策调控之中，成为了工具人，仿佛农民只需要种粮、交粮，其它的一切都跟他们无关，而这一切自然不是陈芸造成的。
事实上，自1956年反冒进后，陈芸其实就被放到了一旁，坐起了冷板凳,原因是他的那套经济指导思想与主席不同。
主席主张的是‘全面掌控、快速发展’，而陈芸主张的是‘全面掌控、合理发展’，陈芸认为不该贪多贪快,而是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来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与调配,这是一个务实的思想，但主席不接受。
当然,主席也有自己的考虑，国家如果不能快速的发展，怎么来应对苏美两国的挑战?这是生与死的问题,从全局的高度出现，这么做必然要做出一些牺牲，这是没办法的事，是国内现实与国际局势现实的冲突。
一直到了1961年,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大家找不到好办法了，于是少其将陈芸请了出来，随即陈芸提出了一系列就时下体制来说正确的处置建议，到了这个时候，主席面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也便接受了他的那些建议。
也正是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产生了争论的原因，这才有了主席前往同安县考察，他想看看搞了方叶那套‘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同安县究竟是个什么样。
很显然，同安县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这给了主席极大的震撼，以至于他在同安县待了整整五天，详细的对整个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如果将一个国家比成现在的同安县，那么这里实行的是与全国不同的经济政策，相当于一个‘经济孤岛’，但仅仅八年的时间,这个县城就已经从过去较为落后贫穷，变成了全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工业发展双第一的全国第一县。
同安县现有计划经济，但只在宏观层面,而在市场层面，县委县政府只作整体规划，其余交给市场调节,政府的工作也变得相对简单了起来，只需要做好政策支持和引导工作，这套放弃了‘全面掌控’，甚至连老百姓锅碗瓢盆生产都要管的模式之后，不仅物质没有短缺，反而生产量增长了起来。
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加简单，市场有需求就会有人生产，比如同安县的新小区某户家庭,因为冬季生煤没有处理好煤烟，导致中毒死了人，接着市场上就出现了新式的排烟管，然后又有人有了新点子，搞了作坊，从华昌的电机工厂批回了电机，回来制造排气扇。
先不管这个市场有多大，但养活一家作坊的问题不大，又比如,过去大家都用扬掀扬稻子，要不么风箱手摇，又有人点子一动，给风箱上加了电机、轴承和齿轮,硬生生将过去人力改成了电动，改造的费用其实并不低,但富起来的农民有了钱，还真有人愿意整。
原说这种属于新中国最原始的农民创新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在同安县有很多，各行各行有点子的就搞,搞出来就卖，而这带动的不仅是一个县的发展，还为国家消耗了过剩的钢铁产能，对就是钢铁生产过剩。 ↑返回顶部↑
国家一面发展工业、发展国防，这些都需要大量投入，而且这些投入一时间难以回本，造成了通货膨胀,一面又对消费进行强力抑制，以使得资金向国家需要的发展项目上来，这又让老百姓手里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
在过去的1961年，国家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银行开始加速印制货币，而这些货币投入市场以后，又造成了物价上涨。
城市里的工人因为配给买不到什么东西，农村里农民的产出也因为配给制，虽然—部分有了钱，但同样买不到东西。
城市里工人买自行车、缝纫机、只要被认定为‘必须品’或‘大宗商品’都需要票证,而且消费税很高，而农民里要买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多少希望，一个是国家没指标，二是即便有指标，要买还得开证明各种打通关系，这无疑阻碍了商品的流通。
于是，最大的问题出现了，国家无论是前期发行还是后期超发的货币都收不回来,简单点说就是钱到了老百姓手上后，老百姓拿着一踏钞票却没地方可以花，市面上的钱越积越多，但国库里的钱却越来越少，国家需要支出，于是就只能继续加印，继续发行货币。
1961年的国家财经会议上，陈芸就分析了原因，本年度内,老百姓在市面上卖出了相当于过去10亿元的物资,但是却换去了30亿元的钞票,这足以说明物价已经翻了两倍，陈芸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复杂，只需要国家掌握足够多的物资，保障城市供应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被解决，大量的钞票才不会流向农村。
不得不说,这个方法在现有理论上是成立的,不过在具体实施方法上,还是没有逃出‘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思维，至少从方叶的观点看，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抑制通胀的问题，但无法解决长期通胀问题。
—个非常简单的经济逻辑，现下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现有体制下，对于所有资源进行了过程的管控，这确实在宏观战略上保障了国家的建设，但是在经济循环上就陷入了矛盾，既要国家战略能完全实施达到目标，又要解决经济上的通胀问题，这根本不现实。
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唯有一个办法，国家的经济做宏观层面的结构性调整，国家加大物质生产的同时，减少流通阻碍,市场就是市场,不要人为去限定城市或农村。
至少在方叶看来，凭什么城市里人拿着票就能买自行车，农村人就不许?同样是经济循环，采用‘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同安县就没有通胀的问题，而为什么没有出现?原因就是这里并不限制。
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愿意花钱,那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同安县的老百姓是富了，于是他们开始建房，这养活了一大批砖窑厂和制瓦厂及泥瓦匠、木匠、工人这种农村百业从业者，而这些从业者有了钱，同样建房买收音机、缝纫机、自行等。
至于那些厂子，他们有了钱，又开始投入大笔资金，增加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具，比如同安县的砖窑厂和制瓦厂，就有人开始投入机器生产,新型的制砖机一台就要好几千，加上工人工资、煤等材料的购买,现金流就打通了，这样搞即便国家建设导致通胀,那也是有计划或可控的。
然而现下的体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却不是这种政策,国家考虑的是发展不能停，但可以对重工业进行调整,减少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同时又要在另一些方面扩大产能，而为了节约开支，国家又要‘精兵简政’。
如何‘精兵简政’呢?国家要有计划的减少城市人口，国有企业要将一到两千万工人赶回农村，城市里也要赶一部分去农村(如知青下放等)，同时为了提高国家的货币回笼，甚至将四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放开到市场上去销售。
这就是一个十分矛盾‘既要又要’前后矛盾的应对方式，明明是分配体制造成的经济困境，最后却是用加大分配的方式来解决，这就好比一个病情加重之人，医生不是对症下药，而是用人参鸡汤来给他吊命。
人参鸡汤是大补，吃的确实有用，但也只能收到一时之效，真正解决的办法，还是宏观决策，市场调控，然而在现下的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体制就是最大的拦路虎，而这个体制涉及的就是分配的问题。
资源向城市倾斜，能不能解决城市里的供需问题?当然能。可是农村呢?广大农村要怎么办?农村里的老百姓就没有消费需求,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了吗?事实上，无论是之前的少其采用的政策，还是陈芸后来给出的有效应对政策，农民基本都没有被考虑在列。
农民在这场政策调控之中，成为了工具人，仿佛农民只需要种粮、交粮，其它的一切都跟他们无关，而这一切自然不是陈芸造成的。
事实上，自1956年反冒进后，陈芸其实就被放到了一旁，坐起了冷板凳,原因是他的那套经济指导思想与主席不同。
主席主张的是‘全面掌控、快速发展’，而陈芸主张的是‘全面掌控、合理发展’，陈芸认为不该贪多贪快,而是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来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与调配,这是一个务实的思想，但主席不接受。
当然,主席也有自己的考虑，国家如果不能快速的发展，怎么来应对苏美两国的挑战?这是生与死的问题,从全局的高度出现，这么做必然要做出一些牺牲，这是没办法的事，是国内现实与国际局势现实的冲突。
一直到了1961年,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大家找不到好办法了，于是少其将陈芸请了出来，随即陈芸提出了一系列就时下体制来说正确的处置建议，到了这个时候，主席面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也便接受了他的那些建议。
也正是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产生了争论的原因，这才有了主席前往同安县考察，他想看看搞了方叶那套‘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同安县究竟是个什么样。
很显然，同安县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这给了主席极大的震撼，以至于他在同安县待了整整五天，详细的对整个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如果将一个国家比成现在的同安县，那么这里实行的是与全国不同的经济政策，相当于一个‘经济孤岛’，但仅仅八年的时间,这个县城就已经从过去较为落后贫穷，变成了全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工业发展双第一的全国第一县。
同安县现有计划经济，但只在宏观层面,而在市场层面，县委县政府只作整体规划，其余交给市场调节,政府的工作也变得相对简单了起来，只需要做好政策支持和引导工作，这套放弃了‘全面掌控’，甚至连老百姓锅碗瓢盆生产都要管的模式之后，不仅物质没有短缺，反而生产量增长了起来。
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加简单，市场有需求就会有人生产，比如同安县的新小区某户家庭,因为冬季生煤没有处理好煤烟，导致中毒死了人，接着市场上就出现了新式的排烟管，然后又有人有了新点子，搞了作坊，从华昌的电机工厂批回了电机，回来制造排气扇。
先不管这个市场有多大，但养活一家作坊的问题不大，又比如,过去大家都用扬掀扬稻子，要不么风箱手摇，又有人点子一动，给风箱上加了电机、轴承和齿轮,硬生生将过去人力改成了电动，改造的费用其实并不低,但富起来的农民有了钱，还真有人愿意整。
原说这种属于新中国最原始的农民创新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在同安县有很多，各行各行有点子的就搞,搞出来就卖，而这带动的不仅是一个县的发展，还为国家消耗了过剩的钢铁产能，对就是钢铁生产过剩。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