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3章 内与外【九千字】（3 / 4）
也就是在1月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副刊上沉默了数年的‘王岩专栏’再次复活，一篇名为《论不同社会体制下经济制度对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的新启示》的系列文章连载发表。
文章中先是详细的列出俄国革命成功后，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及其有关内容,并对新经济政策实行的过程和所得的结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解析。
文章对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文章给予了总结,认为其处在战时状态下的俄国及其后苏联‘计划经济’前,这一政策对于苏联过渡到社会主义取到了积极且有效的作用,但是它最终失败了，而失败最主要的问题，是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以至于最终失败。
而后续文章再次讨论起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文章认为其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一种升华，是对社会主义新经济制度的又一次深度探索，从解析南斯拉夫的这一新经济制度,再到讲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并对两种不同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再次分析。
文章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从十月革命成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解析从马列意识形态理念到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时代背景,并且对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实施的过程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总结。
当然对于苏联及中国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带得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文章十分大胆的指出，当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同样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制度有效的整合了资源,促进了国家的快速进步，但由于其过度强调政府的全面管控，又使得经济发展与基本经济的客观规律产生了矛盾，—种建立于理想状态的体制与现实经济逻辑间存在冲突，其具有管理的科学性,但是缺少科学性的经济逻辑。
除此之外，资源的全面管控在分配、调度上也同样存在问题，全面管控体制下，一切生产与分配皆按照指令进行，它非常的理想化,但是忽略了随着经济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与计划生产之间反馈不及时的矛盾。
文章中说，苏联设立了国家性质的大规模计划管控中心，配制了大量的专业数学家、经济学家和专业计算机进行科学化分析与管理，中国同样也设有计划委员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进入计划与管理,但是两国的这种管理方式都没能成功的解决这种矛盾,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忽略了市场的动态性,而单方面的强调计划性。
为此方叶还进行了举例，指出1959年国内出现的轻工业品缺乏的问题，就是因为计划生产与市场动态之间没有能及时反馈而造成的现象。
方叶在文章中举例说:‘人民当下就要肥皂时,按计划主管单位的计划,要到下一季度或下一年度才能大规模生产，当终于完成产能扩充,开始生产时,假设原本市场需求是一百块,到了现下只需要五十块了，可是生产指标已经定下一百块，只能按指标生产,等到生产出来后，人民的需求又已经转变，开始需要头绳、发夹,于是继续调整计划,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造成计划不及时和大量的浪费。’方叶在文章中指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就是现下我国的计划体制正在走向教条，他认为国家计划应当是战略的,而不战术的;是一种顶层设计而不是对一个个工厂实际生产具体的指标性的干涉，工厂生产什么，应当是在国家战略布局下，行业/工厂根据市场实际需求随时应变，随时调整。
他还指出,国家不可能对具体的市场进行细节性的全面把控，这根本就不现实,在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中，国家应当是战略规划与整体调节,比如布局产业链，支持和完善相关行业和产业等,而具体调节和应对方案应当交予市场。
随即方叶就此引出了‘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他认为为了解决计划经济正在走向教条的现状,国家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一系列调整以补充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时机,若不调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升级、农业机械化等的发展就将在现有发展上限徘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保持在当下状态难以提升，并会进一步拉大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整整五篇文章从一月二日，一直连载到了六日，详细的解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讲述了相同经济体制在不同国家的实施与区别,过程与成果,不同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的实施过程、形态和结果。
并且，他还对三种经济制度进行了分析、比对，最终进行总结,指出这些制度在国家政治层面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的优势和劣势，不同政治制度下可能会出现的不同结果。
总之，‘王岩’的文章一贯大胆,百无禁忌，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是臭的是妖魔鬼怪,计划经济就是人类正道,但在王岩的文章下都不存在,他照说不误,优秀的地方他肯定描述，不良的地方他同样毫不客气，无分是谁。
可以说这个系列文章，对于当下不同主义国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来了一次全面的大扒皮，这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前所未有的。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认为计划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必定能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这个系列的文章却给了什么新的思考:不同制度都存在着—系列的问题，究竟哪个制度才是最完美的?就文章来说,好像并没有这样的制度。
文章反而在宣扬一种集百家之所长为我所用,创造一种符合自身国情的新经济制度，才是最为可行的方案。
当然方叶出面写这样的文章，也并非是他主动要求，而是国家交给他的任务，原因也很简单，国内研究经济的人很多，懂的人也不少，但是认知高度或者说出于政治思维,除了他没人敢百无禁忌的写，而方叶自然不需要担心被人攻击和清算。
时至今日,整个国家大凡对政治有一定敏感度的人都知道，‘王岩’的文章就是国家接下来的政策方向，只要‘他’的文章一出现，那么很多事基本就定了。
而现下国家的基本态度也确实大差不差，1963年1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除了审议过去一个年度的国家各项建设和接下来的五年计划外，就是对过去国家经济建设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一次总结,这场总结会上就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概念。
在针对经济问题上，中央工作会议其实就是一次通风会，而会议结束之后,国家的内参、党媒便连续开始了反映和分析当下国家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一直到现在,随着王岩的出现，国家中高层干部基本都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政策将要进行调整了。
有了‘王岩’带头,原本还不敢下定论发文支持的笔杆子迅速行动了起来,关于中国过去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总结的文章如同腊梅盛开一般,一夜之间就涌现了出来,而‘王岩’则在搅起无数浪花之后，又再次沉寂了下去。
一月中旬，采用新式gdp算法的国家年度统计完成，1963年度全年gdp达到了1733亿人民币(不包括12月份)，较1962年度的1350亿，增长了383亿元!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国家工、农业、商业的全面爆发，其中商业的增长最快,在年度新增长的经济贡献中,商业贡献率达到了34%，工业新增贡献率相较1962年翻了整整两番!
全年新增就业550余万,全年gdp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8.7%，比历史上增长最多的1958年的21.3%,还多了7个多点!国家终于在这一年实现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局面，国内财政还节余了七十多个亿，外汇储备也达到了17.9亿美元。
回不去了，一切都回不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国家唯有打破过去的藩篱,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否则现下的大好局势,将会被打回原形,很显然国家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特别是现下知道了历史发展的情况之下。
不过就在中央针对形势一片大好，人人皆喜气洋洋准备欢度春节的时刻，方叶这个捣蛋的臭虫又来了，他看完中央的内参通报以后,立即向中央上书，表示国家没有内外债不是一件好事，建议国家适当的调整金融市场。
他认为,国家既然已经有了节余,那就加大银行的国内信贷规模，将一部分钱借出去用以发展工商业，同时增加一部分外债，尽量从友好国家借些钱回来,这样可以加快国内的建设进度，并加强彼此间的金融联系。 ↑返回顶部↑
文章中先是详细的列出俄国革命成功后，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及其有关内容,并对新经济政策实行的过程和所得的结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解析。
文章对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文章给予了总结,认为其处在战时状态下的俄国及其后苏联‘计划经济’前,这一政策对于苏联过渡到社会主义取到了积极且有效的作用,但是它最终失败了，而失败最主要的问题，是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以至于最终失败。
而后续文章再次讨论起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文章认为其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一种升华，是对社会主义新经济制度的又一次深度探索，从解析南斯拉夫的这一新经济制度,再到讲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并对两种不同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再次分析。
文章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从十月革命成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解析从马列意识形态理念到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时代背景,并且对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实施的过程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总结。
当然对于苏联及中国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带得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文章十分大胆的指出，当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同样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制度有效的整合了资源,促进了国家的快速进步，但由于其过度强调政府的全面管控，又使得经济发展与基本经济的客观规律产生了矛盾，—种建立于理想状态的体制与现实经济逻辑间存在冲突，其具有管理的科学性,但是缺少科学性的经济逻辑。
除此之外，资源的全面管控在分配、调度上也同样存在问题，全面管控体制下，一切生产与分配皆按照指令进行，它非常的理想化,但是忽略了随着经济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与计划生产之间反馈不及时的矛盾。
文章中说，苏联设立了国家性质的大规模计划管控中心，配制了大量的专业数学家、经济学家和专业计算机进行科学化分析与管理，中国同样也设有计划委员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进入计划与管理,但是两国的这种管理方式都没能成功的解决这种矛盾,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忽略了市场的动态性,而单方面的强调计划性。
为此方叶还进行了举例，指出1959年国内出现的轻工业品缺乏的问题，就是因为计划生产与市场动态之间没有能及时反馈而造成的现象。
方叶在文章中举例说:‘人民当下就要肥皂时,按计划主管单位的计划,要到下一季度或下一年度才能大规模生产，当终于完成产能扩充,开始生产时,假设原本市场需求是一百块,到了现下只需要五十块了，可是生产指标已经定下一百块，只能按指标生产,等到生产出来后，人民的需求又已经转变，开始需要头绳、发夹,于是继续调整计划,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造成计划不及时和大量的浪费。’方叶在文章中指出，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就是现下我国的计划体制正在走向教条，他认为国家计划应当是战略的,而不战术的;是一种顶层设计而不是对一个个工厂实际生产具体的指标性的干涉，工厂生产什么，应当是在国家战略布局下，行业/工厂根据市场实际需求随时应变，随时调整。
他还指出,国家不可能对具体的市场进行细节性的全面把控，这根本就不现实,在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中，国家应当是战略规划与整体调节,比如布局产业链，支持和完善相关行业和产业等,而具体调节和应对方案应当交予市场。
随即方叶就此引出了‘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他认为为了解决计划经济正在走向教条的现状,国家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一系列调整以补充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时机,若不调整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升级、农业机械化等的发展就将在现有发展上限徘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保持在当下状态难以提升，并会进一步拉大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整整五篇文章从一月二日，一直连载到了六日，详细的解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讲述了相同经济体制在不同国家的实施与区别,过程与成果,不同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的实施过程、形态和结果。
并且，他还对三种经济制度进行了分析、比对，最终进行总结,指出这些制度在国家政治层面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的优势和劣势，不同政治制度下可能会出现的不同结果。
总之，‘王岩’的文章一贯大胆,百无禁忌，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是臭的是妖魔鬼怪,计划经济就是人类正道,但在王岩的文章下都不存在,他照说不误,优秀的地方他肯定描述，不良的地方他同样毫不客气，无分是谁。
可以说这个系列文章，对于当下不同主义国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来了一次全面的大扒皮，这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前所未有的。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认为计划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必定能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这个系列的文章却给了什么新的思考:不同制度都存在着—系列的问题，究竟哪个制度才是最完美的?就文章来说,好像并没有这样的制度。
文章反而在宣扬一种集百家之所长为我所用,创造一种符合自身国情的新经济制度，才是最为可行的方案。
当然方叶出面写这样的文章，也并非是他主动要求，而是国家交给他的任务，原因也很简单，国内研究经济的人很多，懂的人也不少，但是认知高度或者说出于政治思维,除了他没人敢百无禁忌的写，而方叶自然不需要担心被人攻击和清算。
时至今日,整个国家大凡对政治有一定敏感度的人都知道，‘王岩’的文章就是国家接下来的政策方向，只要‘他’的文章一出现，那么很多事基本就定了。
而现下国家的基本态度也确实大差不差，1963年1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除了审议过去一个年度的国家各项建设和接下来的五年计划外，就是对过去国家经济建设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一次总结,这场总结会上就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概念。
在针对经济问题上，中央工作会议其实就是一次通风会，而会议结束之后,国家的内参、党媒便连续开始了反映和分析当下国家经济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一直到现在,随着王岩的出现，国家中高层干部基本都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政策将要进行调整了。
有了‘王岩’带头,原本还不敢下定论发文支持的笔杆子迅速行动了起来,关于中国过去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总结的文章如同腊梅盛开一般,一夜之间就涌现了出来,而‘王岩’则在搅起无数浪花之后，又再次沉寂了下去。
一月中旬，采用新式gdp算法的国家年度统计完成，1963年度全年gdp达到了1733亿人民币(不包括12月份)，较1962年度的1350亿，增长了383亿元!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国家工、农业、商业的全面爆发，其中商业的增长最快,在年度新增长的经济贡献中,商业贡献率达到了34%，工业新增贡献率相较1962年翻了整整两番!
全年新增就业550余万,全年gdp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8.7%，比历史上增长最多的1958年的21.3%,还多了7个多点!国家终于在这一年实现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局面，国内财政还节余了七十多个亿，外汇储备也达到了17.9亿美元。
回不去了，一切都回不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国家唯有打破过去的藩篱,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否则现下的大好局势,将会被打回原形,很显然国家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特别是现下知道了历史发展的情况之下。
不过就在中央针对形势一片大好，人人皆喜气洋洋准备欢度春节的时刻，方叶这个捣蛋的臭虫又来了，他看完中央的内参通报以后,立即向中央上书，表示国家没有内外债不是一件好事，建议国家适当的调整金融市场。
他认为,国家既然已经有了节余,那就加大银行的国内信贷规模，将一部分钱借出去用以发展工商业，同时增加一部分外债，尽量从友好国家借些钱回来,这样可以加快国内的建设进度，并加强彼此间的金融联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