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1章 一年结束了（3 / 4）
于是中央召开了专门的粮食会议，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连讨论了数日，最后决定新的农业税要尽快颁布全国，同时解除统购统销老百姓余粮限制，农民交完税后，留多少粮食由农民自己决定，国家定粮标准正式取消。同时，粮食定量凭证制度取消，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召开了年度会议，调整1967年原本的生产计划，进一步提高日用品、布匹、鞋子、自行车、缝紉机等一千余项类轻工品的产量。
老百姓手中有了钱，消费成为必然，从1966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2月春节期间，国家的商品销售迎来了空前的大增长，国家再度出现了商品短缺的情形。
国务院及计划委员会、各民用工业部门，一时间焦头烂额，哪怕是全国工厂开足码力全力生产，但无论生产多少投入市场立即就被销售一空，各地国营供销批发公司，整日都围满了前来批发的个体户，然而很多城市批发总公司的仓库里早已空空如也。
锅碗瓢盆、头饰发夹、布匹茶糖，毛巾肥皂、钮扣别针等等等等，过去许多明明销售已经趋于饱和的商品，一下子紧俏了起来，整个市场的购买力似乎无穷无尽。
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也是一样，往年一日能卖个块把钱就不错了，然而现在挑着货蓝，几个村子一走就被抢购一空，买的人实在太多了。
早在十二月，国家就已经发现了市场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于是向全国下发了通知，全力保障春节前后全国物资供应，要求各地轻工业工厂扩大产能，然而国家还是没有舉卫预料到市场的购买力是如何的强横。
全国物资生产总量相较于1965年同一时期上涨了10%，计划委员会估计差不多够了，可结果却与预估相差甚远，大量的货物投入市场后，立即就被销售一空。
计划委员会派专员抵皖，随同安徽省工业部的领导到了同安市，上级给出指示，要求同安市'以最大限度扩大生产能力’，同安市生产多少，国家就购买多少。
全市由此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从城市到农村，由市政府组织，民营工厂、全市作坊、街道、社区、小区、居民区、乡镇集体、村集体、个体家庭，全市大联动，全力促进生产。
哪怕是春节期间，许多家庭连亲戚都不走了，家家户户或是叮叮当当的敲个不停，或是全家围在一起制作各种小商品，全市从十二月开始，累计有四万余户，近30万人参与了生产，三个月时间，全市累计生产各种小商品逾20亿件，总产值约8500万元。
这种由政府出面，高效进行生产的组织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有力的缓解了国内部分小商品短缺的局面，而同安市也在此期间大赚了一笔。
这场大生产运动一结束，方叶就给同安市政府出了一个建议，这种分散式的生产有其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生产不集中，效率过低，因此建议市政府出台政策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作坊升级生产设备。
市场采纳了方叶的建议，很快就出动了'在全市范围内鼓励规冭模化生产”的有关政策，并划出八百余万元扶持资金。
同安市的钮扣、制针、剃须刀、饰品、纺织、缝等数十家国有、集体或民营企业获得了政策资金扶持，一场产业升级悄然在同安市内开始了。
1967年的新春刚过，由于新的农村集体与过去公社时期存在诸多不同，养殖业就是其中受到影响的地方之-，因此中央又出台了养殖业调整政策，这一政策旨在给予农村集体体制下养殖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而这一政策的背后，还要从1965年时养殖业出现的问题讲起，当年全国猪肉生产量612万吨，全国收购上来的猪肉过多，市场销售出现了问题，那时国家鼓励吃肉，谁吃肉谁就爱国，因此也叫爱国肉。
这一问题的发生，并不是全国人民不爱吃肉，而是想吃的吃不起，想卖的卖不掉，爱国肉实际上积压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民一年人均食肉量不足5公斤，大量的公社拼着自己吃不饱，也要完成国家猪肉生产指标，但城市里工薪阶层的工资虽年年在涨，可肉毕竟还是很贵。
城市猪肉每市斤价格达1.5元，工人阶级的月平均工资约50元，一个人工作要养全家，因此每周吃上一回肉就已经是很富裕的家庭了，大多数家庭每月也就吃上一两次肉。
65年猪肉'繁荣’的背后是国家政策及条件不足导致的，农村公社里的猪由国家统一收购，主要用于供应城市居民及工人阶级，但全国城市人口只有1.3亿，城市人均年肉分配量为94斤，若放到全国则人均年肉分配量为16.5斤。
即便是城市居民年人均94斤肉，平均到每个月为7.8斤，每斤价格1.5元，一家五口，若全部消耗掉的话，则需要58.5元，吃猪肉的钱比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所以城市一般家庭一个月吃上五六斤肉，那都是豪奢了，至于农村嘛，不说也罢。
所以，这不是肉生产得太多，仍旧是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工人阶级的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哪怕他们的年收入是普通农民的好几倍，但他们的消费依旧处在低层次，买个热水瓶，都要考虑好两个月。
农民自然不用多说，吃肉都是几两的割，上斤买的情况是很少的，是农民不喜欢吃肉吗?当然不是了，是吃不起!
但从1966年七月开始，国家统计上来的情况有所变化，第三季度国内猪肉消耗量明显上涨了不少，而到了第四季度，特别是腊月，猪肉消耗激增，1965年因肉太多，于是国家政策减少了生猪养殖指标，可是这时却出现了猪肉供应短缺的情况。
1965年'爱国肉’的情况发生以后，方叶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给国家的建议是，1966年全国实行责任田后，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长，年底猪肉等轻工业品可能会需求上涨，因此建议可以适当减少下一年度生猪养殖指标，但不能大幅减少。
不过国家被65年猪肉过多的情形搞怕了，计划委员会制订的政策就是矫枉过正，直接对着全国生猪养殖猛砍一刀，艸攴结果就是到了66年腊月，全国猪肉供应出了问题。
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好不容易过个肥年，特别是相对富裕的地区，哪家在春节前后不称个三五斤肉的，-时间全国有三四亿人同时吃肉，原本只供应不到1.5亿人口的肉，现在要翻倍供应，这哪里够啊，问题就这样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意外。
于是，国家再度调整政策，又开始了鼓励养殖和饲料补贴，方叶看到中央下发的文件啥也没说，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策的问题，而是当下经济制度导致的。
计划永远是基于上一阶段的统计和分析，而不是基于整体宏观经济的调控，计划经济不讲市场，从而导致经常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发生。
结果，刚刚打上针吃上药，就发现身体又出现了新变化，头脚都不痛了，肚子开始痛，于是着急忙慌的又开始医肚子，医了半天才又发现，原来不是病痛，而是饿的，于是又调整农业政策，结果一顿操作下来，农业增长了，又发现身体病了，原来是缺衣，又开始增加轻工纺织生产。 ↑返回顶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召开了年度会议，调整1967年原本的生产计划，进一步提高日用品、布匹、鞋子、自行车、缝紉机等一千余项类轻工品的产量。
老百姓手中有了钱，消费成为必然，从1966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2月春节期间，国家的商品销售迎来了空前的大增长，国家再度出现了商品短缺的情形。
国务院及计划委员会、各民用工业部门，一时间焦头烂额，哪怕是全国工厂开足码力全力生产，但无论生产多少投入市场立即就被销售一空，各地国营供销批发公司，整日都围满了前来批发的个体户，然而很多城市批发总公司的仓库里早已空空如也。
锅碗瓢盆、头饰发夹、布匹茶糖，毛巾肥皂、钮扣别针等等等等，过去许多明明销售已经趋于饱和的商品，一下子紧俏了起来，整个市场的购买力似乎无穷无尽。
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也是一样，往年一日能卖个块把钱就不错了，然而现在挑着货蓝，几个村子一走就被抢购一空，买的人实在太多了。
早在十二月，国家就已经发现了市场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于是向全国下发了通知，全力保障春节前后全国物资供应，要求各地轻工业工厂扩大产能，然而国家还是没有舉卫预料到市场的购买力是如何的强横。
全国物资生产总量相较于1965年同一时期上涨了10%，计划委员会估计差不多够了，可结果却与预估相差甚远，大量的货物投入市场后，立即就被销售一空。
计划委员会派专员抵皖，随同安徽省工业部的领导到了同安市，上级给出指示，要求同安市'以最大限度扩大生产能力’，同安市生产多少，国家就购买多少。
全市由此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从城市到农村，由市政府组织，民营工厂、全市作坊、街道、社区、小区、居民区、乡镇集体、村集体、个体家庭，全市大联动，全力促进生产。
哪怕是春节期间，许多家庭连亲戚都不走了，家家户户或是叮叮当当的敲个不停，或是全家围在一起制作各种小商品，全市从十二月开始，累计有四万余户，近30万人参与了生产，三个月时间，全市累计生产各种小商品逾20亿件，总产值约8500万元。
这种由政府出面，高效进行生产的组织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有力的缓解了国内部分小商品短缺的局面，而同安市也在此期间大赚了一笔。
这场大生产运动一结束，方叶就给同安市政府出了一个建议，这种分散式的生产有其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生产不集中，效率过低，因此建议市政府出台政策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作坊升级生产设备。
市场采纳了方叶的建议，很快就出动了'在全市范围内鼓励规冭模化生产”的有关政策，并划出八百余万元扶持资金。
同安市的钮扣、制针、剃须刀、饰品、纺织、缝等数十家国有、集体或民营企业获得了政策资金扶持，一场产业升级悄然在同安市内开始了。
1967年的新春刚过，由于新的农村集体与过去公社时期存在诸多不同，养殖业就是其中受到影响的地方之-，因此中央又出台了养殖业调整政策，这一政策旨在给予农村集体体制下养殖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而这一政策的背后，还要从1965年时养殖业出现的问题讲起，当年全国猪肉生产量612万吨，全国收购上来的猪肉过多，市场销售出现了问题，那时国家鼓励吃肉，谁吃肉谁就爱国，因此也叫爱国肉。
这一问题的发生，并不是全国人民不爱吃肉，而是想吃的吃不起，想卖的卖不掉，爱国肉实际上积压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民一年人均食肉量不足5公斤，大量的公社拼着自己吃不饱，也要完成国家猪肉生产指标，但城市里工薪阶层的工资虽年年在涨，可肉毕竟还是很贵。
城市猪肉每市斤价格达1.5元，工人阶级的月平均工资约50元，一个人工作要养全家，因此每周吃上一回肉就已经是很富裕的家庭了，大多数家庭每月也就吃上一两次肉。
65年猪肉'繁荣’的背后是国家政策及条件不足导致的，农村公社里的猪由国家统一收购，主要用于供应城市居民及工人阶级，但全国城市人口只有1.3亿，城市人均年肉分配量为94斤，若放到全国则人均年肉分配量为16.5斤。
即便是城市居民年人均94斤肉，平均到每个月为7.8斤，每斤价格1.5元，一家五口，若全部消耗掉的话，则需要58.5元，吃猪肉的钱比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所以城市一般家庭一个月吃上五六斤肉，那都是豪奢了，至于农村嘛，不说也罢。
所以，这不是肉生产得太多，仍旧是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工人阶级的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哪怕他们的年收入是普通农民的好几倍，但他们的消费依旧处在低层次，买个热水瓶，都要考虑好两个月。
农民自然不用多说，吃肉都是几两的割，上斤买的情况是很少的，是农民不喜欢吃肉吗?当然不是了，是吃不起!
但从1966年七月开始，国家统计上来的情况有所变化，第三季度国内猪肉消耗量明显上涨了不少，而到了第四季度，特别是腊月，猪肉消耗激增，1965年因肉太多，于是国家政策减少了生猪养殖指标，可是这时却出现了猪肉供应短缺的情况。
1965年'爱国肉’的情况发生以后，方叶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给国家的建议是，1966年全国实行责任田后，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长，年底猪肉等轻工业品可能会需求上涨，因此建议可以适当减少下一年度生猪养殖指标，但不能大幅减少。
不过国家被65年猪肉过多的情形搞怕了，计划委员会制订的政策就是矫枉过正，直接对着全国生猪养殖猛砍一刀，艸攴结果就是到了66年腊月，全国猪肉供应出了问题。
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好不容易过个肥年，特别是相对富裕的地区，哪家在春节前后不称个三五斤肉的，-时间全国有三四亿人同时吃肉，原本只供应不到1.5亿人口的肉，现在要翻倍供应，这哪里够啊，问题就这样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意外。
于是，国家再度调整政策，又开始了鼓励养殖和饲料补贴，方叶看到中央下发的文件啥也没说，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策的问题，而是当下经济制度导致的。
计划永远是基于上一阶段的统计和分析，而不是基于整体宏观经济的调控，计划经济不讲市场，从而导致经常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发生。
结果，刚刚打上针吃上药，就发现身体又出现了新变化，头脚都不痛了，肚子开始痛，于是着急忙慌的又开始医肚子，医了半天才又发现，原来不是病痛，而是饿的，于是又调整农业政策，结果一顿操作下来，农业增长了，又发现身体病了，原来是缺衣，又开始增加轻工纺织生产。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