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2章 建设问题（3 / 4）
主席抽着烟问道:“财政需支出多少?”陈副总理回道:“财经委提出按中央、企业、个人532的百分比例来支出，不过若房子将付职工前,职工个人不支付的话,企业就要担承50%的建设资金,绝大多数企业恐怕支付不起，所以搞‘个人认购’的方式是合理的,但职工就需要承担支付压力。”
“另外商品房这件事也没有确定下来，如果能开卖商品房的话,假设能拿出十分之一，也就是50万套出来卖，比如像苏州、温州这样的地区，按造价的一倍价出售，可获利11.37亿，而各地造价不同，房子的销售价格也不同,预计最终获利可达到20亿元以上。”
“各位怎么看?”主席看像众人,不过大家皆陷入了思考。
刘主席想了想说道:“我有两个看法，一是三年内建五百万套房子，是不是太急了些;二是商品房交易究竟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个人来看,前者更多一些。”
陈副总理也说道:“从经济的角度看,这能给国家省下一大笔钱,但商品房销售确实是有些冒天下之大不违了。”
“蒽来、晓平，二位怎么看?”邓副总理回道:“个人支持商品房销售,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职工的住房就算解决了,但对于城市一般居民的房子建起来了又该怎么分，哪些先分哪些后分,又分给哪些群体,这可能会造成社会矛盾。”
总理点了点头,认可的说道:“确实是个问题,我看商品房可以卖,不过考虑到当前的社会阵营影响,或可换一个方式,不叫房产买卖,改成房屋产权承租制。”
“这又是一个什么说法?”主席不解的问道。
总理回道:“就是换一个说词,将原本的房屋销售改成承租，但其产权不变,这样—来就避免了同阵营国家抨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主席笑了起来，赞叹道:“这个办法好!到时房屋销售合同改成承租合同，产权证改成承租权证，等将来条件合适了,再出个条令条例承认其具有商品房同等产权就行了。”
主席听完也笑了,点头道:“我看可行，再琢磨细化一下，推出具体的措施，就按蒽来的办法处理。”
这是没办法的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一个国家搞商品房的，我国第一个搞，到时被人骂走修正主义道路,那是真的百口莫辩,所以这事确实得换个办法来。
至于全民分房子，可算了吧，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除了工人阶级和干部阶层，从城市到农村老百姓谁家分到房子了?农村自建房政府也没有补贴一毛钱啊，说好的全民所有制呢，实际上利润几乎都投到了城市。
所以，如果将这些事情扒开来看，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其实也是不平均的,绝对平均贫困是一定的,但是富裕的平均则根本不绝对，城乡差别更是悬殊,因此这个时代，用‘绝对贫穷平均主义’来形容比较符合实际。
城市富裕群体富裕得绝对平均,农村里贫穷的群体则贫穷得绝对平均，这是一个现实，更是一个事实。
当年梁漱溟与伟大领袖争得面红耳赤不就是这个原因么，梁认为按伟大领袖那搞法，就是将农村给放弃了，而伟大领袖则认为他懂个屁,没有城市消费人群,发展起来的工业品谁来买，所以集中资源先发展城市则发展农村。
两个人谁对谁错?其实谁都没错。伟大领袖发展城市，提高城镇化率,这是现实需要，从长远看也没毛病,而梁漱溟只看到了长远发展后的城乡差异,没有结合当时的国家实际发展需要，在他看来,要么一起穷，要么一起富，有些教条了。
当然,伟大领袖也玩脱了，提高城镇化率无论短期长期都没错，可是工业发展得太过迅速,而资源又主要集中到了城市,片面的追求发展,而不讲分配的合理性，最后企业越建越多，消费市场却没有做起来,低层次发展出来的工业，成为了国家转型的巨大包袱。
改开后，国企倒闭潮来了，当时国内近三十年没有任何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私营经济发展的起步极为困难,而大量的国企又成为了包袱,最后就出现了国有资产贱卖的情况,其实国家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将一些落后的国有资产（比如企业)给了个人,让他们有发展私营企业的起步资源。
当下时空，这个情况会不会还发生?就当前的体制状况来说，仍然会发生,谁也阻止不了。
区别就是由于私营经济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全面开始,到时这些落后的国有企业大概会被一部分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收购,而另一部分比如规模较大又难以转型的企业，就只能让它倒闭，然后烂在那里,同样谁也阻止不了。
这时一旁的方叶举起了手，主席示意他讲话,他这才说道:“我也认为三年建五百万套房子太急了，而且这也不只是建房子的问题,要综合考虑整个城市的建设、管理以及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这其中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我国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太多了。”
“比如城市未来哪些是工业用地，哪些是商业用地?房子要建多高?建高了电梯技术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管理?高层建筑使用寿命到限后如何处理?诸如此类都要解决。”方叶又补充道:“如果我没记错，全国电梯企业好像不到10家,历史上一直到1979年，全国安装电梯才一万部。”
“你是如何看的?”总理问道。
方叶回道:“客观的说,就我国现下城建规划水平,还难以支撑现代化城市的规划能力，目前可以向欧洲国家学习，像荷兰、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都还不错,其中荷兰做得最好,将来中美关系缓和了再向美国学习,当然日本也可以学，谁好就学谁的。”
总理又问:“改革开放后，我国学习的是哪国?”“没有具体的哪国，而是学习西方的现代理论，在一些城市进行实践,许多城市的地标建筑也长期由外国人设计参加管理建设。”方叶继续说道:“我国的城市规划,一直被长期诟病,一度城市布局不清,功能区不清,定位不清等等问题特别多。”
“改开后的长期发展过程之中，因为缺乏规划和资金这两个主要问题,导致城市建设得十分随意,哪里有地就往哪里建,东插―栋建筑西插―栋建筑,今天建这里,明天建那里。”
“这里面有几个特别出名的反例，比如武汉、洛阳、岳阳三市，城市发展管理者规划能力极差,缺乏常识与基本远见，将城市中大量的湖泊给填了，而后就变成了年年内涝的无解问题,还有一些城市不管三七二十一，城内河大量填平,可地下水管网又没建好,同样内涝无解。”
方叶毫不客气的指出:“现代化城市需要具有现代化思维,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现代型管理官员,而在那时这样的官员又有几个?大部分人让他搞政治行,搞建设的水平一踏湖涂,这也是后来邓副总理上任后,要求干部必须是理工出身就是这个的原因。”
“都是理科出生?”刘主席问道。 ↑返回顶部↑
“另外商品房这件事也没有确定下来，如果能开卖商品房的话,假设能拿出十分之一，也就是50万套出来卖，比如像苏州、温州这样的地区，按造价的一倍价出售，可获利11.37亿，而各地造价不同，房子的销售价格也不同,预计最终获利可达到20亿元以上。”
“各位怎么看?”主席看像众人,不过大家皆陷入了思考。
刘主席想了想说道:“我有两个看法，一是三年内建五百万套房子，是不是太急了些;二是商品房交易究竟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个人来看,前者更多一些。”
陈副总理也说道:“从经济的角度看,这能给国家省下一大笔钱,但商品房销售确实是有些冒天下之大不违了。”
“蒽来、晓平，二位怎么看?”邓副总理回道:“个人支持商品房销售,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职工的住房就算解决了,但对于城市一般居民的房子建起来了又该怎么分，哪些先分哪些后分,又分给哪些群体,这可能会造成社会矛盾。”
总理点了点头,认可的说道:“确实是个问题,我看商品房可以卖,不过考虑到当前的社会阵营影响,或可换一个方式,不叫房产买卖,改成房屋产权承租制。”
“这又是一个什么说法?”主席不解的问道。
总理回道:“就是换一个说词,将原本的房屋销售改成承租，但其产权不变,这样—来就避免了同阵营国家抨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主席笑了起来，赞叹道:“这个办法好!到时房屋销售合同改成承租合同，产权证改成承租权证，等将来条件合适了,再出个条令条例承认其具有商品房同等产权就行了。”
主席听完也笑了,点头道:“我看可行，再琢磨细化一下，推出具体的措施，就按蒽来的办法处理。”
这是没办法的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一个国家搞商品房的，我国第一个搞，到时被人骂走修正主义道路,那是真的百口莫辩,所以这事确实得换个办法来。
至于全民分房子，可算了吧，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除了工人阶级和干部阶层，从城市到农村老百姓谁家分到房子了?农村自建房政府也没有补贴一毛钱啊，说好的全民所有制呢，实际上利润几乎都投到了城市。
所以，如果将这些事情扒开来看，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其实也是不平均的,绝对平均贫困是一定的,但是富裕的平均则根本不绝对，城乡差别更是悬殊,因此这个时代，用‘绝对贫穷平均主义’来形容比较符合实际。
城市富裕群体富裕得绝对平均,农村里贫穷的群体则贫穷得绝对平均，这是一个现实，更是一个事实。
当年梁漱溟与伟大领袖争得面红耳赤不就是这个原因么，梁认为按伟大领袖那搞法，就是将农村给放弃了，而伟大领袖则认为他懂个屁,没有城市消费人群,发展起来的工业品谁来买，所以集中资源先发展城市则发展农村。
两个人谁对谁错?其实谁都没错。伟大领袖发展城市，提高城镇化率,这是现实需要，从长远看也没毛病,而梁漱溟只看到了长远发展后的城乡差异,没有结合当时的国家实际发展需要，在他看来,要么一起穷，要么一起富，有些教条了。
当然,伟大领袖也玩脱了，提高城镇化率无论短期长期都没错，可是工业发展得太过迅速,而资源又主要集中到了城市,片面的追求发展,而不讲分配的合理性，最后企业越建越多，消费市场却没有做起来,低层次发展出来的工业，成为了国家转型的巨大包袱。
改开后，国企倒闭潮来了，当时国内近三十年没有任何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私营经济发展的起步极为困难,而大量的国企又成为了包袱,最后就出现了国有资产贱卖的情况,其实国家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将一些落后的国有资产（比如企业)给了个人,让他们有发展私营企业的起步资源。
当下时空，这个情况会不会还发生?就当前的体制状况来说，仍然会发生,谁也阻止不了。
区别就是由于私营经济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全面开始,到时这些落后的国有企业大概会被一部分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收购,而另一部分比如规模较大又难以转型的企业，就只能让它倒闭，然后烂在那里,同样谁也阻止不了。
这时一旁的方叶举起了手，主席示意他讲话,他这才说道:“我也认为三年建五百万套房子太急了，而且这也不只是建房子的问题,要综合考虑整个城市的建设、管理以及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这其中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我国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太多了。”
“比如城市未来哪些是工业用地，哪些是商业用地?房子要建多高?建高了电梯技术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管理?高层建筑使用寿命到限后如何处理?诸如此类都要解决。”方叶又补充道:“如果我没记错，全国电梯企业好像不到10家,历史上一直到1979年，全国安装电梯才一万部。”
“你是如何看的?”总理问道。
方叶回道:“客观的说,就我国现下城建规划水平,还难以支撑现代化城市的规划能力，目前可以向欧洲国家学习，像荷兰、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都还不错,其中荷兰做得最好,将来中美关系缓和了再向美国学习,当然日本也可以学，谁好就学谁的。”
总理又问:“改革开放后，我国学习的是哪国?”“没有具体的哪国，而是学习西方的现代理论，在一些城市进行实践,许多城市的地标建筑也长期由外国人设计参加管理建设。”方叶继续说道:“我国的城市规划,一直被长期诟病,一度城市布局不清,功能区不清,定位不清等等问题特别多。”
“改开后的长期发展过程之中，因为缺乏规划和资金这两个主要问题,导致城市建设得十分随意,哪里有地就往哪里建,东插―栋建筑西插―栋建筑,今天建这里,明天建那里。”
“这里面有几个特别出名的反例，比如武汉、洛阳、岳阳三市，城市发展管理者规划能力极差,缺乏常识与基本远见，将城市中大量的湖泊给填了，而后就变成了年年内涝的无解问题,还有一些城市不管三七二十一，城内河大量填平,可地下水管网又没建好,同样内涝无解。”
方叶毫不客气的指出:“现代化城市需要具有现代化思维,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现代型管理官员,而在那时这样的官员又有几个?大部分人让他搞政治行,搞建设的水平一踏湖涂,这也是后来邓副总理上任后,要求干部必须是理工出身就是这个的原因。”
“都是理科出生?”刘主席问道。 ↑返回顶部↑